劉韓墨細細講開。
“蘇州府一年核定的稅賦為二百八十萬石,而整個大明,一年稅賦也僅有三千萬石。”
“蘇州所佔之比,幾近天下十分之一。”
“然而,蘇州的耕田面積,卻僅有天下的百分之一點一。”
“長期以來,蘇州承擔的稅賦,比天下平均之數,高出近九倍。”
“若是與某些稅賦較輕的地區相輕,相差更是十數倍。”
朱允熞沉默不語。
雖然知道蘇州稅賦較重,但也沒有想到重到了這種程度。
但朝廷定稅賦,一定有其用意,反覆衡量了利弊,才做出決定。
老朱也不是任性胡來的人。
這種事情,在沒有深入瞭解之情,最好不要輕易表態。
故而,他也就靜靜聽著。
“本朝稅制,凡官田每畝收稅五升三合五勺,農田減少二升,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,沒官田一斗二升。”
(注:沒官田是指因為犯罪查抄等原因充公的官田)
“蘇州在元朝時,即有三分之一的田地是元朝朝廷的官田,後來反逆張士誠起兵造反,佔了蘇州,便將元朝的官田盡皆沒收,一些曾依附元朝的官僚貴族,富賈豪商,亦受到懲罰,被抄沒家產,沒收田地。”
“如此一來,反逆張士誠治下,蘇州的官田得以擴充,幾達到近半。”
“及至本朝滅張士誠,再將其官田收歸官有,又將曾效力於他的豪商地主家產田地沒收,蘇州田地便已有七、八成為官有。”
“而這其中,幾乎又全部是稅賦最重的沒官田。”
“依稅制,蘇州焉有稅賦不重之理?”
朱允熞恍然大悟。
蘇州稅賦最重,實際上是一個整體上的概念。
若是尋常老百姓所有的農田,那稅賦仍然和別的地方是一樣的,並沒有區別對待,給予重稅。
問題在於,經過元朝,張士誠,大明等一輪一輪的變動之後,蘇州絕大部分田地,都變成了稅賦最重的沒官田。
蘇州的整體稅賦,也就變得高得離譜了。
“有人認為,大多數百姓並沒有多少田地,無非是租種富戶大地主的田地,給他們交租,和給朝廷交稅,又能有多少區別呢?”
“這樣說也不無道理。”
“可蘇州的情況與別處不同。”
“外地無田的百姓,租種普通的官田,一畝向朝廷交五升三合五勺的稅。”
“而蘇州大部分都是沒官田。一畝要交一斗二升的稅,比外地重太多。”
“最苦的,反而是窮苦百姓。”
朱允熞聽到這裡,不由得張了張嘴,也不知道該說什麼了。
大明有嚴格的戶籍制度,百姓是不能隨意去外地的。
可他們必須要生存,要租種田地。
租不到稅賦較輕的官田,就只能租稅賦更重的沒官田,負擔可想而知。
朝廷打擊豪強地主,最後卻變成了由無地的百姓來承擔成本。
這個結果,委實讓人有點哭笑不得。
但縱觀歷史,自古至今,大多數政策,又何嘗不是如此呢?
興,百姓苦。
亡,百姓苦。
打擊豪強,抑制兼併。
歷朝歷代都在做。
畢竟,任何一個統治者都知道,百姓沒飯吃,走投無路,是要造反的。
但收效嘛。
土地兼併這個難題,並沒有一個朝代控制住了。
“田稅一重,百姓們只能另謀生計。”
劉翰墨笑道:“蘇州自古便是商貿中心,田地所產不足,便用商貿補之。”
“無田的貧苦農戶,也可進入豪商大戶做工,以補生計。”
“如此一來,蘇州城不僅不會蕭條,反而格外繁榮。”
朱允熞再度愣了一下。
這倒是一個意外的作用。
這算不算另類的“圈地運動”呢?
無地又承擔不起重稅的農民,被迫進城務工,提供了大量的廉價勞動力,從而促進了蘇州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?
劉翰墨嘆息了一聲,又道:“可本朝與前朝不同,前朝對商貿不加限制,甚或鼓勵。而本朝重農抑商,且禁絕海貿,嚴厲遠甚前朝,蘇州的商貿便也漸漸不行。”
“在此之前,也不過是勉力支撐。”
朱允熞笑道:“劉大人所說的這些,與孤似乎並無關係啊?”
他心中疑惑。
自己提議開海禁,對蘇州只有好處。
至於加徵商稅,雖然會暫時加重商戶的開支,卻絕不至於讓他們破產。
而以稅證的名義,放開經商資格,更是隻會促進商業的繁榮。
劉翰墨行禮道:“太孫殿下經天緯地之才,文有詩詞可傳千古,武則統千軍所向披靡,在朝堂所給的幾條建議,也皆切中要害。”
“加徵商稅雖非讓商戶收入減少,但目光放長遠一點,便知此策可使經商更穩定。”
“況且太孫殿下又制定了發票制,稅證制。”
“一方面是放開了尋常百姓經商的門檻,打破了商戶的壟斷。”
“另一方面,又杜絕了各地官府重複收稅的問題。”
“老實說,商戶們的實際稅賦未見得增加,也許還有減少。”
在此之前,大明的稅賦雖然很低,可徵收卻十分混亂。
地方官府到處設卡收稅。
每過一個地方,就可能被收一次。
看似很輕的稅,便變得重。
實際上,這些地方官府收的“過路商稅”,大多數都沒有進入大明國庫。
若說全部貪汙了,那也不是。
老朱反貪嚴厲,洪武年間的官員,還沒有這麼大的膽子。
只是收過路商稅這件事本身,就需要僱傭大量的人力。
而收上錢之後,地方官府便拿著這筆錢,去聘請更多的人,做這事,做那事。
甭管有沒有用。
任何官府,都是傾向於不斷的擴充衙門和機構的。
沒有事做就找點事。
各種檔案,開會,點卯……
何況,人浮於事,也是慣例。
即令後世科技文明時代,地方官府的擴充傾向,也是難以抑制的。
朝廷必須透過強制限定編制名額,透過一道又一道行政命令,責令地方官府不斷裁員,減員……
仍然只是勉強控制住官僚機構不拼命膨脹而已。
若是朝廷不強制管著,放開口子的話,很多地方官府能迅速將編制人員擴充幾倍,幾十倍。
家家戶戶吃公家飯,也不是笑話。
至於怎麼養,養不養得起……寅吃卯糧,先混著再說。
真要擦屁股,那也是下一任主政官員的事。
大明的編制,可沒有後世管制那麼嚴。
官員上任都是自己帶人。
而縣衙府衙的人員聘任,基本上主政官員一個人說了算。
如此一來,收到錢之後,衙門辦各種雜事的人數,便相應的增加許多。
銀子都花出去了,朝廷卻沒有收到一分。
發票制度建立,按票收稅,杜絕地方官府重複徵收,對很多中小商戶來說,實際上是減輕了負擔。
真正加重負擔的,也就是那些巨賈豪商。
因為他們往往與權貴勾結,或者乾脆就是權貴的家人奴婢。
在此之前,地方官府也不敢向他們重複徵稅。
故而,朝廷中有權有勢的官員,才會對朱允熞提出的改革稅制,加徵商稅之事那麼不滿。
畢竟,牽涉到了自己的切身利益。
劉翰墨道:“除了少數巨賈豪商,蘇州的中小商戶,尋常百姓,都對太孫殿下的建議讚不絕口。”
“開放海禁,更是讓大家歡欣鼓舞。”
朱允熞不解道:“依你這般說,蘇州應該因孤而繁榮才對,卻又為何因孤而蕭條呢?”
劉翰墨神色黯然,深吸了一口氣,道:“太孫殿下想必還記得吳忘庚之事?”
(本章完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