劉韓墨細細講開。
“蘇州府一年核定的稅賦為二百八十萬石，而整個大明，一年稅賦也僅有三千萬石。”
“蘇州所佔之比，幾近天下十分之一。”
“然而，蘇州的耕田面積，卻僅有天下的百分之一點一。”
“長期以來，蘇州承擔的稅賦，比天下平均之數，高出近九倍。”
“若是與某些稅賦較輕的地區相輕，相差更是十數倍。”
朱允熞沉默不語。
雖然知道蘇州稅賦較重，但也沒有想到重到了這種程度。
但朝廷定稅賦，一定有其用意，反覆衡量了利弊，才做出決定。
老朱也不是任性胡來的人。
這種事情，在沒有深入瞭解之情，最好不要輕易表態。
故而，他也就靜靜聽著。
“本朝稅制，凡官田每畝收稅五升三合五勺，農田減少二升，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，沒官田一斗二升。”
（注：沒官田是指因為犯罪查抄等原因充公的官田）
“蘇州在元朝時，即有三分之一的田地是元朝朝廷的官田，後來反逆張士誠起兵造反，佔了蘇州，便將元朝的官田盡皆沒收，一些曾依附元朝的官僚貴族，富賈豪商，亦受到懲罰，被抄沒家產，沒收田地。”
“如此一來，反逆張士誠治下，蘇州的官田得以擴充，幾達到近半。”
“及至本朝滅張士誠，再將其官田收歸官有，又將曾效力於他的豪商地主家產田地沒收，蘇州田地便已有七、八成為官有。”
“而這其中，幾乎又全部是稅賦最重的沒官田。”
“依稅制，蘇州焉有稅賦不重之理？”
朱允熞恍然大悟。
蘇州稅賦最重，實際上是一個整體上的概念。
若是尋常老百姓所有的農田，那稅賦仍然和別的地方是一樣的，並沒有區別對待，給予重稅。
問題在於，經過元朝，張士誠，大明等一輪一輪的變動之後，蘇州絕大部分田地，都變成了稅賦最重的沒官田。
蘇州的整體稅賦，也就變得高得離譜了。
“有人認為，大多數百姓並沒有多少田地，無非是租種富戶大地主的田地，給他們交租，和給朝廷交稅，又能有多少區別呢？”
“這樣說也不無道理。”
“可蘇州的情況與別處不同。”
“外地無田的百姓，租種普通的官田，一畝向朝廷交五升三合五勺的稅。”
“而蘇州大部分都是沒官田。一畝要交一斗二升的稅，比外地重太多。”
“最苦的，反而是窮苦百姓。”
朱允熞聽到這裡，不由得張了張嘴，也不知道該說什麼了。
大明有嚴格的戶籍制度，百姓是不能隨意去外地的。
可他們必須要生存，要租種田地。
租不到稅賦較輕的官田，就只能租稅賦更重的沒官田，負擔可想而知。
朝廷打擊豪強地主，最後卻變成了由無地的百姓來承擔成本。
這個結果，委實讓人有點哭笑不得。
但縱觀歷史，自古至今，大多數政策，又何嘗不是如此呢？
興，百姓苦。
亡，百姓苦。
打擊豪強，抑制兼併。
歷朝歷代都在做。
畢竟，任何一個統治者都知道，百姓沒飯吃，走投無路，是要造反的。
但收效嘛。
土地兼併這個難題，並沒有一個朝代控制住了。
“田稅一重，百姓們只能另謀生計。”
劉翰墨笑道：“蘇州自古便是商貿中心，田地所產不足，便用商貿補之。”
“無田的貧苦農戶，也可進入豪商大戶做工，以補生計。”
“如此一來，蘇州城不僅不會蕭條，反而格外繁榮。”
朱允熞再度愣了一下。
這倒是一個意外的作用。
這算不算另類的“圈地運動”呢？
無地又承擔不起重稅的農民，被迫進城務工，提供了大量的廉價勞動力，從而促進了蘇州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？
劉翰墨嘆息了一聲，又道：“可本朝與前朝不同，前朝對商貿不加限制，甚或鼓勵。而本朝重農抑商，且禁絕海貿，嚴厲遠甚前朝，蘇州的商貿便也漸漸不行。”
“在此之前，也不過是勉力支撐。”
朱允熞笑道：“劉大人所說的這些，與孤似乎並無關係啊？”
他心中疑惑。
自己提議開海禁，對蘇州只有好處。
至於加徵商稅，雖然會暫時加重商戶的開支，卻絕不至於讓他們破產。
而以稅證的名義，放開經商資格，更是隻會促進商業的繁榮。
劉翰墨行禮道：“太孫殿下經天緯地之才，文有詩詞可傳千古，武則統千軍所向披靡，在朝堂所給的幾條建議，也皆切中要害。”
“加徵商稅雖非讓商戶收入減少，但目光放長遠一點，便知此策可使經商更穩定。”
“況且太孫殿下又制定了發票制，稅證制。”
“一方面是放開了尋常百姓經商的門檻，打破了商戶的壟斷。”
“另一方面，又杜絕了各地官府重複收稅的問題。”
“老實說，商戶們的實際稅賦未見得增加，也許還有減少。”
在此之前，大明的稅賦雖然很低，可徵收卻十分混亂。
地方官府到處設卡收稅。
每過一個地方，就可能被收一次。
看似很輕的稅，便變得重。
實際上，這些地方官府收的“過路商稅”，大多數都沒有進入大明國庫。
若說全部貪汙了，那也不是。
老朱反貪嚴厲，洪武年間的官員，還沒有這麼大的膽子。
只是收過路商稅這件事本身，就需要僱傭大量的人力。
而收上錢之後，地方官府便拿著這筆錢，去聘請更多的人，做這事，做那事。
甭管有沒有用。
任何官府，都是傾向於不斷的擴充衙門和機構的。
沒有事做就找點事。
各種檔案，開會，點卯……
何況，人浮於事，也是慣例。
即令後世科技文明時代，地方官府的擴充傾向，也是難以抑制的。
朝廷必須透過強制限定編制名額，透過一道又一道行政命令，責令地方官府不斷裁員，減員……
仍然只是勉強控制住官僚機構不拼命膨脹而已。
若是朝廷不強制管著，放開口子的話，很多地方官府能迅速將編制人員擴充幾倍，幾十倍。
家家戶戶吃公家飯，也不是笑話。
至於怎麼養，養不養得起……寅吃卯糧，先混著再說。
真要擦屁股，那也是下一任主政官員的事。
大明的編制，可沒有後世管制那麼嚴。
官員上任都是自己帶人。
而縣衙府衙的人員聘任，基本上主政官員一個人說了算。
如此一來，收到錢之後，衙門辦各種雜事的人數，便相應的增加許多。
銀子都花出去了，朝廷卻沒有收到一分。
發票制度建立，按票收稅，杜絕地方官府重複徵收，對很多中小商戶來說，實際上是減輕了負擔。
真正加重負擔的，也就是那些巨賈豪商。
因為他們往往與權貴勾結，或者乾脆就是權貴的家人奴婢。
在此之前，地方官府也不敢向他們重複徵稅。
故而，朝廷中有權有勢的官員，才會對朱允熞提出的改革稅制，加徵商稅之事那麼不滿。
畢竟，牽涉到了自己的切身利益。
劉翰墨道：“除了少數巨賈豪商，蘇州的中小商戶，尋常百姓，都對太孫殿下的建議讚不絕口。”
“開放海禁，更是讓大家歡欣鼓舞。”
朱允熞不解道：“依你這般說，蘇州應該因孤而繁榮才對，卻又為何因孤而蕭條呢？”
劉翰墨神色黯然，深吸了一口氣，道：“太孫殿下想必還記得吳忘庚之事？”
(本章完)
